一位母親的墜落悲劇
6月10日，香港東區太古城某住宅大廈內，兩名女性接連從高處墜下喪生，震驚社區。隔日上午，香港警務處公共關係科值班新聞主任向南都N視訊記者證實，兩名死者為親生母女，母親48歲為本地黃姓婦人，女兒年僅12歲。根據初步調查結果，相信二人皆從住宅高層墜落，現場並未發現任何遺書，確切死因需等待驗屍報告確定。
六月十日的太古城
香港太古城廬山閣矗立著三十多層樓高。白色外牆磁磚在六月豔陽照射下反射著刺眼光芒。樓下花園栽種著修剪得井然有序的植栽，平日居住於此的多為中產階層，環境寧靜雅致，連電梯內冷氣溫度都調節得恰如其分。
六月十日上午九時二十四分，一名十二歲女學童撥打了緊急求助電話。她的語調想必十分微弱，或許還在顫抖。她說道：我媽媽從樓上掉下來了，人躺在大樓二樓平台上。警車與救護車隨即呼嘯趕到。
二樓平台——那是一處平日積滿塵土、僅有鴿子棲息的混凝土地面。一名女子橫臥於此，四十八歲，身軀扭曲變形，已失去生命跡象。她正是女學童的母親，黃姓，任職於香港公立醫院心理服務社工。
一個專門從事心理輔導工作的人，竟從高樓縱身一躍。
教育，最溫和的利刃
警方初步調查重現了當天清晨的最後時刻。母女倆在家因教育議題發生激烈衝突。具體爭執內容無人得知，或許關乎功課，或許涉及成績，或許僅是某個錯字、某道不會解的算術題。
在華人家庭中，教育從未僅止於教育層面，它代表威權、代表期望、代表「我為你犧牲一切你為何仍不成器」的情緒總爆發。
母親爭執結束後，獨自走入臥室。女兒則留在客廳。十二歲的小女孩可能認為媽媽只是需要冷靜片刻，或者想小憩一會兒。她或許還在思考剛才來不及說出的那句「對不起」。接著她聽見從臥室傳來的一聲淒厲慘叫。
她急忙衝進去，房間空無一人，窗戶敞開著。她趴在窗邊往下望——看到了二樓平台上，那個再也不會動彈的身影。
一名十二歲的孩童，在這個瞬間，親眼目睹自己的母親變成了冰冷屍體。
母親身亡後，警方到場，封鎖現場，未發現任何遺書。他們告訴那名十二歲女童：妳需要到醫院接受心理評估。
她在父親與祖母陪同下，被送往東區醫院心理服務科。在那裡，她接受了註冊心理醫師診治，當中包括她母親的直屬主管。社會福利署工作人員也前來協助，與她面談，進行初步情緒干預。
一切程序看似都很專業。有父親陪伴，有心理醫師診療，有社署跟進。所有人都認為，這個孩子已經得到妥善「照顧」。
下午時段，她在醫院停留了數小時。傍晚七時零五分，父親帶她返回太古城廬山閣住所。
從她目擊母親墜樓到回到母親跳樓的同一間房屋，時間間隔不足十小時。無人陪她過夜，無人在旁守護。
沒有人想到——一個12歲的孩子，親眼看著媽媽從窗口躍下後，她自己也可能走向同一扇窗戶。
十五分鐘之後
晚上七時二十分左右，鄰居聽到重物墜地聲響。有人在樓下驚聲尖叫。女童墜落在大樓三樓的簷篷上。
這一次，救護車同樣迅速抵達，但人依然無法挽救回來。
監護，那道漏洞百出的防線
事件發生後，街坊們自發前往樓下獻花致意。鮮花堆放在大廈門前花圃旁，白色、黃色、粉色交織，宛如一座小型靈堂。
一位杜姓女士面對記者鏡頭說出這句話：「她親眼看著媽媽跳樓，就應該有人全天候看護她。為什麼沒有人這樣做？」
為什麼沒有人？
女童在母親身亡後，雖有父親陪同，有心理醫師會談，有社署工作人員介入。但所有這些專業人士，沒有一個選擇留下過夜，沒有一個說「今晚我陪著她」。她回到家的那一刻，那扇窗戶依然開著，那個墜落地點仍在樓下。
那個聲響——母親墜樓前的慘叫聲——必定還在她腦海中不斷重複播放。十二歲兒童的大腦前額葉皮質尚未完全發育成熟。
這表示她的理性控制能力遠遠不及成人，而負面情緒衝擊會在她體內如爆炸物般瞬間引爆。
她並非「想不開」，她是被那聲慘叫、那扇窗戶、那片血跡、那張永遠不會醒來的臉孔，活活壓垮的。
而這一切，原本可以被一雙手阻止。一雙手。一個人。
一個夜晚。
哪怕僅是一句「我陪妳睡覺」。
母親的職業，最大諷刺
逝世的母親是心理服務社工。她每日都在協助他人處理情緒危機、家庭衝突、自殺傾向。她精通心理學，懂得創傷介入，熟悉危機處理。
她可能為自己的案主做過無數次「自殺風險評估」——詢問對方是否有計畫、是否有工具、是否有具體時間安排。
然而她未能評估自己女兒的狀況。在墜樓前那一刻，她腦中想的是什麼？是剛才的爭吵？是女兒尚未完成的功課？還是她已經什麼都聽不見，只想從那扇窗戶翻出去？無人知曉。
但有一點十分明確：她沒有意識到，自己這一跳，會將女兒也拉入深淵。一個從事心理工作的人，犯了心理學上最致命的錯誤——她以為死亡是個人之事。
死亡從來不是單獨一人的事情。
學校反應，社會質疑
涉案女童就讀於優才（楊殷有娣）書院小學部六年級。
事發後，校長陳偉傑立即向全校發布通告，啟動危機處理小組，聯合教育局和專業心理機構，為全體師生及家長提供心理支援。這個步驟執行得當。
但這個步驟來得太遲。
因為那個最需要心理支援的孩子，已經不在人世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陳文宜也在事後發表意見。
她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：「未成年人目擊親人自殺，必須落實全天候跟進監護。目前轉介機制屬於臨時性質，並非常態化閉環服務。」
簡單說就是：我們現在的制度，只能做到「上門探訪」，無法做到「二十四小時專人看護」。探訪不足夠。探訪一次，她可能還能撐住。看護一夜，她或許就真的能存活下來。
讓我們將那十五分鐘放慢，逐幀細看。
七時零五分，女童與父親踏進太古城廬山閣大堂。電梯上升，走廊聲控燈光明滅交替。父親取出鑰匙開門。玄關的拖鞋仍是早上那兩雙，一大一小，並列擺放。
客廳中，母親清晨坐過的沙發墊依然微微凹陷。餐桌上或許還攤著未完成的作業簿。
那扇窗戶——母親跳出的那扇窗戶——是緊閉還是開啟？沒有人描述這個細節。七時二十分，父親可能去了廁所，可能在陽台吸菸，可能在廚房取水。就在他轉身的那幾秒內，女兒走向了同一扇窗戶。她是猶豫了三秒，還是毫無遲疑？她在翻出去的瞬間，有沒有想起早上那聲慘叫？還是說她什麼都沒想，只是覺得「媽媽在那裡，我要去尋找她」？重物墜地聲響起。
父親衝出來。為時已晚。
隔日，街坊們自發前來樓下獻花。一位老婆婆蹲在地上，將一束白色小雛菊放在花圃邊緣，起身時雙腿發軟，身旁的人攙扶了她一把。
她拭著眼淚說：「才十二歲呀，還在念六年級呀。」另一位年輕母親抱著自己的女兒經過，小女孩問：「媽媽，為什麼這裡有這麼多花朵？」母親沒有回答，加快步伐離開了。
沒有人知道該如何回答。獻花的人愈來愈多。有人在花束上夾了紙條，上面寫著：「願妳們母女在另一個世界，不再為功課爭吵。」這句話讓人既想哭又想笑。
功課。功課本是紙張做的，但它曾經壓死過人。
這不是第一起，也不會是最後一起
香港自殺防治機構數據顯示，每年有超過二百人死於自殺，而每位自殺者的死亡，平均會影響至少六位親友。
其中，未成年子女屬於最高風險群體——他們的模仿風險、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發生率、二次自殺機率，都遠遠超過成年人。但我們的監護體系，依然停留在「上門探視，留下電話」的初級水準。
太古城這扇窗戶，終結了一個十二歲女孩的生命。但它也開啟了一個問號，懸在全香港、全社會、所有家長、所有社工、所有警察和醫生頭上：下一次，我們能否派一個人，留下來，守一夜？
六月的香港，天氣炎熱。
太古城廬山閣樓下，花束已開始凋零。白色花瓣邊緣捲曲泛黃，像一本被淚水沾濕又曬乾的書籍。十二歲女童沒有留下遺書。她來不及書寫。從她看見母親遺體，到她追隨母親而去，中間僅隔不到十個小時。她沒有時間思考清楚。
她只是做了一件事：翻越那扇窗戶——如同媽媽一樣。
（本文根據澳門新聞通訊社及香港警方通報整理，涉及未成年人資訊已作脫敏處理。）
太令人心痛…希望未來不要再發生這樣的悲劇…
